香飘各地，始于波斯——藏红花历史

  “番红花的国度里暮色苍茫，田野上浮动着玫瑰的暗香。”
        这是俄罗斯著名诗人叶赛宁（1895-1925）在其抒情组诗《波斯抒情》第六首中描绘的伊朗风情（顾蕴璞译）。
        藏红花并非产自西藏，而是来自波斯，至今伊朗仍是“藏红花的国度”。它的花朵，象征着古老、圣洁、尊贵的传统，它从波斯出发前往世界各地，经历了漫长而动人的旅程。
        藏红花从波斯传入希腊、罗马，是吉祥圣洁的象征，是上层社会尊贵的享受。
        藏红花的原初生长地至今尚无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伊朗早在上古时期就已经大面积人工栽培藏红花。上古时期的伊朗人将藏红花视为吉祥圣洁之花，常常在各种重要仪式上使用。波斯著名诗人菲尔多西（940-1020）的史诗《列王纪》讲到，上古时期伊朗义军领袖法里东打败暴君蛇王佐哈克之后，在其登基加冕的仪式上焚烧藏红花，以示庆祝。后来，法里东把三个儿子派去属国也门，在迎接他们到来的仪式上，人们向三位王子抛洒藏红花，以示祝福。史诗还讲到，伊朗第一勇士鲁斯坦姆遇难之后，在清洗他的遗体时，侍者焚烧藏红花，为英雄的亡灵祈福。
        藏红花的干花蕊为正红色，但用之泡水，水为正黄色。因此，古时候藏红花还被用作染料。用正黄色的藏红花水浸染的纺织品是只有帝王才能享用的尊贵物品。古希腊著名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约公元前525-前456）亲身参加过希波战争，他在剧作《波斯人》中写到波斯国王大流士（公元前521-前485年在位）出场时，特意描写大流士是“踏着那藏红花浸染过的布履”登上舞台。
        随着古波斯帝国的繁荣昌盛，上层社会对藏红花的需求日益增加。然而，一朵藏红花只有三根雌蕊的细小柱头可供使用，每公斤藏红花朵大约只能出10克左右可用的花蕊，因产量少而极其珍贵，素与黄金同价。波斯本土的产量不能充分满足王室和上层社会的需求，大流士便下令东地中海沿岸属国遍种藏红花。由此，藏红花的种植在这一地区流传开来。《圣经·雅歌》4：14提到，在新妇园内种植的香花果品中就有藏红花：“有哪哒和番红花，菖蒲和桂树，并各种乳香木、没药、沉香，与一切上等的果品。”
        随后，藏红花也在古希腊、罗马上层社会中普遍使用。波兰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显克维奇（1846-1916）在其代表作《你往何处去》中描写罗马皇帝尼禄驾临剧场看戏时，剧场天篷顶上撒下藏红花，以示观众身份的尊贵。藏红花在波斯文化中象征吉祥圣洁的文化寓意同样为基督教文化所接纳，5世纪时，罗马帝国的皇后圣帕鲁琦阿丽亚因热心护教，人们为她献上藏红花，以示祝福。
        阿拉伯人征服伊比利亚半岛之后，将藏红花的种植带入西班牙，使西班牙至今仍是世界上藏红花的第二大产地。十字军东征又使藏红花种植进入欧洲腹地。藏红花的波斯语名有两个：一是Zafarān，一是Korkom。英文名Saffron源自前者；而拉丁学名为Crocus sativus，其中Crocus一词由后者经古希腊语Krokos演变而来。这样的词语演变也显示出藏红花种植由波斯西传的两条轨迹。
藏红花从波斯传入东方，被用来供佛，中国史籍中称之为“郁金”或“郁金香”。
        在东方，藏红花的种植从波斯传入克什米尔。印度上层社会也普遍使用藏红花，用正黄色的藏红花水浸染的布料是印度王室的专用物品。相传，释迦牟尼因其王子的身份，用藏红花水浸染的布料为其法衣，在其圆寂之后，藏红花水的正黄色正式成为佛教法衣的颜色。随后，藏红花作为吉祥圣洁的象征也被用来供佛。
        据三国时期万震的《南州异物志》记载：“郁金（见下文）出罽宾国（克什米尔），人种之，先以供佛，数日萎，然后取之，色正黄与芙蓉花里嫩莲相似，可以香酒。”这是以藏红花供佛的明确记载。给佛像涂抹金身的最早源起也是出自藏红花吉祥圣洁的寓意，宋代的《岭外代答》记载海外故临国：“国人好奉事佛……每洗浴毕，用郁金涂身，欲像佛之金身也。”
        尽管中国在很早的时候就偶尔得到从波斯进贡来的藏红花，也听说过这种植物，但在清朝之前并没有 “藏红花”这个名称，而是把这种珍贵物品称为“郁金”或“郁金香”（不是现今那种荷兰国花）。据美国学者劳费尔考证，“郁金”或“郁金香”是个意译词。 “郁”是中国一种土生香草的名字，在《周礼》和《礼记》中就提到过，“金”则是取自藏红花水的正黄色，也可能指这种东西如金子一般珍贵，“香”则是指其香味。《魏书·西域传》、《周书·异域传》和《隋书·西域传》等史籍都提到波斯国出产“郁金”。玄奘《大唐西域记》记载：“迦毕试国（今阿富汗喀布尔附近）……出善马、郁金香。”唐高僧义净所撰《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也记载北印度地区出产“郁金香”。